中医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药，在我国古代只称“药”，《说文解字》释为“治病草”。在西医西药传入我国后，为区别起见，出现了“中药”一名。

中药种类繁多，可分为植物、动物和矿物三类。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中药资源十分丰富。据清代以前典籍所载，已逾3000种，经目前调查整理，则达12800种之多。这些宝贵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一直是中医药学发展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几千年来，以之作为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对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药的使用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中药学方面的典籍和文献资料十分丰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中，发现药物，逐步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在原始社会的初期，先人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植物而发生呕吐、腹泻，甚至引起昏迷和死亡。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吃了瓜蒂引起呕吐；当然也可能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而使原来的呕吐得到缓解。通过无数次观察和实际体验，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性作用，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以趋利避害，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后来，人们狩猎和捕鱼时，逐渐发现一些动物成分的治疗作用。《淮南子·修务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述，客观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渔猎时代过渡到原始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

我国西周时已有专业的“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先秦诸子书中有关药物的资料为数不少。《诗经》中涉及的植物和动物共300多种，不少是后世本草著作中收载的药物；《山海经》载有127种动植物药，其记述的用途不少沿用至今；20世纪70年代初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载方近280多个，涉及药物240余种，对炮制、制剂、用法、禁忌等皆有记述，说明至迟到秦汉之际，药学发展已经略具规模。到西汉时，本草学已经成为医生必修的学科，但专门的著述未能流传下来。现存的最早的药学专著、成书于东汉末期（公元2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书中简述了药学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是中药学发展的基础。所记载的药物功效，如常山抗疟、黄连治痢、苦楝子驱虫、麻黄定喘、当归调经、阿胶止血等均科学可信，沿用至今。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对药物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表现为药物种类增多，内容包罗生药的形态、生态条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物候知识等，并出现了中药炮制学的雏形。这一时期留下的本草书籍有近百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本草经集注》《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名医别录》《药对》等。梁·陶弘景所辑《本草经集注》，约完成于公元500年左右，书中的“序例”部分首先回顾了本草学的发展概况，接着对《神农本草经》条文逐条注释、发挥，搜集、整理了当时药物学的成就，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标志着综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确立。南朝刘宋时期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全书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叙述了药物通过适宜的炮制可以提高药效、减轻毒性或烈性。该书的出现，标志着本草新分支学科——炮制学的产生。另外，随着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西域和南海诸国药物如檀香、沉香、龙脑、苏合香、乳香等也开始输入中国。这些药物经研究发现其药用价值后，均按我国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予以论证，并纳入中医药学体系之中，沿用至今。

隋唐时期，由于政权统一，版图辽阔，经济发展，与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加，医药学有较大发展。相继从海外输入的药材品种亦有所增加，丰富了我国药学宝库，各地使用的药物总数已达千种。由于长期分裂、战乱等多种原因，造成药物品种及名称的混乱，而《本草经集注》在100多年来的传抄中出现了不少错误，因此，对本草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既是当时的迫切需要，也是本草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了由苏敬等主持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也是最早的一部药典，比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早出800余年，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全书卷帙浩博，收载药物共844种。书中图文对照的编写方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有崭新的特色，不仅反映了唐代药学的成就，对后世药学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该书很快传到国外，于公元731年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日本古书《延喜式》还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

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陈藏器编成《本草拾遗》。作者深入实践，不仅增补了大量民间药物，而且辨识品类也极审慎。陈氏还将各种药物功用概括为10类，即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10种，是中药按临床功效分类的开端。

唐代已开始使用动物组织、器官及激素制剂。《新修本草》记载了用羊肝治夜盲症和改善视力的经验；《本草拾遗》记录了人胞作为强壮剂的效力；而用羊靥（羊的甲状腺）和鹿靥治甲状腺病，则见于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酵母制剂在公元前即有记载，到了唐代已普遍用于医药，如《备急千金要方》和甄权的《药性论》都对神曲的性质功用有明确的叙述。唐至五代时期对某些食物药和外来药都有专门的研究。如孟诜的《食疗本草》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食疗专书。李珣的《海药本草》，则主要介绍海外输入药物及南药，扩充了本草学的内容，也反映出唐代对外来药物引进的情况和认识水平。

宋代用药数目更有较大幅度增加，生药的形性鉴别和药物生长环境生态研究有进一步发展，非常重视道地药材和质量规格。制剂也大有发展，制定了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宋代已经将重要的配伍禁忌药物具体加以总结，列出其名称，即后世所遵循的“十八反”“十九畏”。至于本草书籍的修订，则沿用唐代先例以国家规模进行。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交通的进步，尤其是雕板印刷的应用，为宋代本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973－974年刊行了《开宝本草》，1060年刊行《嘉祐补注本草》，1061年刊行《本草图经》。《本草图经》简称《图经》，所附900多幅药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刻本草图谱。而私人撰述的书籍，如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世简称《证类本草》），则在此基础上研究整理了大量经史文献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内容丰富，载药总数已达到1500余种，并于各药之后附列方剂以相印证，医药紧密结合。宋以前许多本草资料后来已经亡佚，部分文献赖此书的引用得以保存下来。因此，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宋代，本草著作的大量刊行，方兴未艾的药理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药学文献，扩展了其后金元医家的学术视野。他们不再承袭唐代的本草学风，改变了以资料汇集整理、药物品种搜寻和基源考证为重点的做法，编纂药书，不求其赅备，而多期于实用。因此，金元两代没有出现一种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本草。这一时期的本草，一般出医家之手，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如刘完素的《素问药注》、《本草论》，张元素的《珍珠囊》、《脏腑标本药式》，李杲的《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王好古的《汤液本草》，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等。上述本草书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物性能的理论，使之系统化，并作为药物记述中的重要内容；二是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他们在宋人基础上，以药物形、色、气、味为主线，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这一努力的结果，丰富了中药的药理内容，但其简单、机械的推理方式，又给本草学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

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更加广泛，在药物相互贸易中，政府还派遣人员去各国采购。阿拉伯人、法兰西人开始来华行医。元代还专门设置了掌管回回医药事务的机构“回回药物院”。回回药物院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医药和阿拉伯医药的交流。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了《本草纲目》。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892种，其中新增达374种，附图1100多幅，附方11000余首。所收集药物以其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为分类基础，分为16纲，60类。序例部分对本草史和中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发挥。各论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以下再分为60类。各药之下，分正名、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诸项，逐一介绍。《本草纲目》开创了我国中古时代最完备的中药分类系统，是我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成就。由于该书综合了16世纪以前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多学科知识，因此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本草学的范围，被誉为“16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该书17世纪末即传播海外，先后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世界自然科学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这一时期的专题本草也取得了瞩目成就。1406年朱撰《救荒本草》，选择可供灾荒时食用之物414种，记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良毒、食用部位和加工烹饪方法等，并精心绘制成图，在医药、农学、植物学方面均有较高价值。15世纪中期，兰茂实地调查和搜求云南地区药物400余种，辑为《滇南本草》，它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本草。李中立著《本草原始》，偏重于生药学研究。缪希雍撰《炮炙大法》，则是明代影响最大的炮制专著。

这一时期药物栽培和制药技术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当时人工栽培的药物已达200余种，种植技术也有很高的水平，如川芎茎节的无性繁殖，牡丹、芍药的分根繁衍等。《本草蒙筌》所载五倍子制百药煎（没食子酸），早于欧洲200余年。在药物成分提取技术方面，约为16世纪的著作《白猿经》所记的用新鲜乌头制取冰晶状的“射罔”，实为乌头碱的结晶。比起欧洲人在19世纪初叶从鸦片中提炼出号称世界第一种生物碱——吗啡，还要早100多年。

明代在我国科学技术传播海外的同时，也陆续引进一些外来药，如曼陀罗、番红花、番木鳖、阿芙蓉等，使我国的药学可用资源更加丰富。

清代研究本草之风盛行。一是由于医药学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补充修订《本草纲目》的不足，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二是配合临床需要，以符合实用为原则，撷取《本草纲目》精粹，编撰成节要性本草，如汪昂《本草备要》、吴仪洛《本草从新》、黄宫绣《本草求真》等。三是受考据之风影响，从古代文献中重辑《神农本草经》，如孙星衍、顾观光等人的辑本；或对《神农本草经》进行注释发挥，如张璐《本经逢原》、邹澎《本经疏证》等。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出版于1765年，共10卷，载药921种，其中新增药物716种。补充了马尾连、金钱草、鸦胆子等大量疗效确切的民间草药，以及太子参、西洋参、冬虫夏草、银柴胡等临床常用药，同时还收载了金鸡纳（奎宁）、香草、臭草等外来药，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该书还对《本草纲目》已载药物备而不详的，加以补充，错误之处加以订正。该书不但总结了我国16至18世纪本草学发展的新成就，还保存了大量今已散失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书中还记录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自然科学成就，如用强水制铜版的方法，即首见于此书中。

黄宫绣《本草求真》成书于1769年，载药520种，上编分述药物的气味、功能、禁忌、配伍和制法等，下编阐述脏腑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药物总义等内容。该书以临床实用为宗旨，正文药物分为补、涩、散、泻、血、杂、食物7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书中采用的按药物主要功效进行分类的方法，不仅较《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陈藏器“十剂”分类更为先进，而且对当代临床中药学的功效分类亦有重要影响。

清代专题类本草门类齐全，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张叡《修事指南》，为炮制类专著；郑肖岩《伪药条辨》，为优秀的辨药专书；唐容川《本草问答》、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的10余篇药理论文，都属药理专著；章穆的《调疾饮食辨》、丁其誉的《类物》、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则均属较好的食疗专著。

我国药学自汉代到清代，各个时期都有它的成就和特点，而且历代相承，日渐繁富。在2 000多年的发展中，文献资料相当丰富，内容相当广泛，据统计，现存的本草书籍就有400种以上。丰富的文献记录了我国人民在医药方面的创造和高度成就，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知识，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然而，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中医药学的发展受到阻碍。解放前，中医药学甚至濒于被人为消灭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学的继承、整理与发扬，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的发展，中药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门根据卫生部的统筹部署，积极进行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陆续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残卷）》《证类本草》《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等数十种重要的古代本草专著。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亡佚本草的辑复也取得了突出成绩，对本草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涌现的中药新著，不仅数量多，而且门类齐全，从各个角度将本草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中最能反映当代本草学术成就的，有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原色中国本草图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药材、中药制剂制定了统一标准，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先后数次组织各方面人员对中药资源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全国性的中药志及一大批药用植物志、药用动物志及地区性中药志，使目前中药的总数达到一万种以上。普查中发现的国产沉香、马钱子、安息香、阿魏、萝芙木等，已经开发利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国内需求，而不再完全依赖进口。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中药事业也不断发展，中药的现代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并促进了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等学科的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药学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