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迄今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国花，国人念及，每多遗憾。三十多年来不少热心人士奔走呼吁，也引起了社会舆论和有关方面的一定关注。此事看似简单，但“国”字当头，小事也是大事，加之牵涉历史、现实的许多方面，有些难解的传统纠葛，情况较为复杂，终是无果而终。

关于牡丹

武则天是中国惟一的女皇帝。传说一次她在赏雪时，对随从说想看到雪天里百花齐放的景象。俗话说权贵身边必有阿谀奉承之辈，一个侍从就对她说：“陛下只要让掌管百花开放的百花仙子下令就可以。”武则天于是召集百花仙子，诏令百花齐放。百花仙子紧急召开会议，对人间帝王干涉仙界进行了声讨。但在权势面前，百花都屈服了，在冬日里竞相开放，惟有牡丹仙子坚持反对。武则天一怒之下命人将长安城中的牡丹一把火烧光。

百花齐放的故事说明当时长安已经有温室栽培技术，花卉在冬天里也能开放，这已得到了考证；同时可以解释为武则天对唐朝的象征花卉———牡丹的逆反心理。

白居易在《牡丹芳》中赞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表明当时世人对牡丹之爱已达到了一种如痴如狂的程度。有的牡丹被称为“杨妃深醉”、“太真冠”等，把牡丹与杨贵妃相提并论，不仅是为了美化杨贵妃，还是李唐后人对被武则天破坏的王朝主体性和传统进行弘扬的手段。由此可知，从没有国花概念的古代开始，牡丹事实上担当着中国国花的角色。对中国人来说，牡丹的意义已超出了花本身，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位于北京极乐寺的国花堂，明朝时期就是观赏牡丹的好去处。尽管不是国花，但可能因为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对牡丹花情有独钟，因而极乐寺内的牡丹园被命名为国花堂。

两岸的国花话语避忌

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严重对峙，导致国花话语上多有避忌，这其中最麻烦的是梅花。与国花牡丹主要出于民间约定俗成不同，梅花作为国花出于1927年国、共决裂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官方决定。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一直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宪制”及其“国旗”、“国花”等“国家”标志。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台湾当局所谓“国旗”“国徽”一类标识的使用场合明确受到限制，而“弹性使用”原来所谓“国花”梅花图案作为替代就逐步形成惯例。在这样的一系列政治情势下，我们对于国花的概念就不能全然客观地继承以往的历史内容。尽管新中国最初30年，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传统道德品格精神的双重影响，人们对富含斗争精神喻义之梅花的实际推崇都要远过于牡丹，但在日常的国花表述中一般只称牡丹为我国国花。

针对现实，目前我们对国花的表述要适当顾念具体现实场合或政治语境。一般指称我国国花时，严格以“牡丹、梅花”即“双国花”作为一个整体，不单独指称梅花为国花。在与台湾当局的相应标志不免并列、易于混淆的场合，则可改用牡丹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