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药食同源

药，指药物，具有防治疾病的作用；食，指饮食，是维持人体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然而，在中医药体系中，许多药物同时又是食物，药物与食物不可截然分开，故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

关于“药食同源”的趣闻轶事很多。《本草纲目》记载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有一女子死了丈夫，悲痛欲绝，久之得了“狂”证，整日摔砸东西，闹得鸡犬不宁，家人无奈只得将她锁在屋中。一天夜里，她偷偷逃了出来，并爬上后院桃树，把满树桃花全摘下来吃了。第二天，家人从桃树上把这熟睡的“狂”媳妇接回房中，发现她已不再“狂”了，神志清醒如常人。又据记载，唐太宗时宰相魏征之母咳嗽不止，但又不肯吃药，致使久咳不愈。魏征想了个法子，将止咳中药研成粉末同鲜梨汁一起熬成梨膏，让其母喝下，不久果然见效，后来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们竞相仿制，一直流传至今。目前市售梨膏糖品种达50多种，如加入川贝、杏仁等的止咳梨膏糖；加入砂仁、丁香、山楂等的开胃梨膏糖。北京的“秋梨膏”、河北的“定县梨膏”都闻名于世，很受人们青睐。

所谓“药食同源”，即指药物和食物不仅有着相同的起源，而且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和性质；许多药物不仅能治疗疾病，还可以当作食物食用；而许多食物又兼顾有中药的性能，可以防病疗疾。我国的食疗营养学起源于本草学，食疗营养学的著作也或杂于药物学中，或由药物学家所撰写。

神农与燧人、伏羲合称“三皇”，是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刚进入农耕时代的我们祖先的代表人物。关于神农的传说，后世记载很多。《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目前比较公认的医药起源。当时，由于食物非常紧缺，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几乎遍尝各种植物、动物甚至矿物，无毒即可食，有毒者当避之，所以那时食物、药物是尚未区分的。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先民们不断积累着从不同情况下选择食物的经验，逐渐从随意寻找食物、饥不择食的初级阶段，过渡到选择有益食物的较高级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可食、充饥作用好、易产、高产、食后可增强体力的物品逐渐发展为粮食，而某些物品食后能表现出使人体原有的某些病理状态趋向痊愈，这样的物品便逐渐在反复多次的重复实践中升华总结成药物的性能和功效，就这样逐渐形成了中医药学。可见药食确实同出于一源。

到了周代，医学已有了分科，设置了食医、疾医、疡医及兽医，其中食医主管皇室的饮食卫生和营养，相当于现在的营养师。《周礼·天官·冢宰》说：“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馐）、百酱、八珍之齐（剂）。”春秋时期，饮食在保健防病方面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论语·乡党》记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殪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药膳和食疗。

战国至三国时期，食疗有了较大发展，《汉书·艺文志》所录的《神农黄帝食经》7卷，是我国最早的饮食保健学专著，惜早已亡佚。《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系统记录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医书，其对饮食方面如饮食配伍、饮食作用等都有不少的记述。《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五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认为药物不要过量，提倡饮食调养。《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载：“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以补益精气。”阐明了中医食疗方的补益和调理作用，为食疗理论奠定了基础。《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药用食物有50种左右，如米仁、大枣、薯蓣等。在《五十二病方》中应用的近250种药物中就包括了谷、菜、果、禽、兽、鱼、虫等类食物。而《后汉书》所记华佗以蒜泥加醋治疗严重蛔虫病，则是药膳治疗急症的先例。

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临床医学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专论了禽、兽、鱼、虫、果、实、菜、谷饮食宜忌问题，指出：“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全书中所用的方剂，方药中随处可见药食通用的范例。以食为药者，如单治外用的“蜜煎导方”；食食配伍者，如“猪肤汤”。更多的则是食药配伍，相须相用。如，由赤石脂、干姜、粳米组成的“桃花汤”；以鸡蛋黄与黄连、阿胶诸药相伍的“黄连阿胶汤”；由半夏、鸡蛋清、苦酒组成的“苦酒汤”；还有“麻黄连轺赤小豆汤”、“当归生姜羊肉汤”、“乌梅丸”等。可以说，张仲景将药食加以配伍的方法，为中医治疗学特别是中医食疗学打开了思路，丰富了内容，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从这些方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和显著效果上来看，药物、食物的相互配伍的确是仲景在治疗方法中的一大特色。

魏晋隋唐时期，食疗治病日趋成熟，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记载了用海藻酒治瘿病，用牛羊奶、豆类治脚气病，用猪胰治消渴病等方法。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用羊靥治甲状腺肿，胎盘作强壮剂，这都是后世药膳理论中所谓以脏补脏的滥觞。唐代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中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说明治病先食后药、食药互补的原理。该书设有“食治”专篇，在其《千金翼方》第12卷中设有“养老食疗”专篇，载方17首。还专门设“解食毒”一篇，对食物的毒性及解毒方法作了论述，并载方39首。孙氏收集了很多民间食疗方，如用猪肝、赤小豆、米仁、白谷皮防治脚气，用动物肝治夜盲症等，至今沿用，颇有效验。其弟子孟诜所著《补养方》，收载食药治法138条，后经其弟子张鼎补入89条，改名为《食疗本草》。该书内容丰富，切合实用，每味药食之下都注明药性功效、禁忌、验方以及加工、烹调方法，对研究食物疗法及营养学有较大的价值。唐代另一部医学名著《外台秘要》也有许多关于食治的资料，如认为消渴“忌食热面饼、干脯、一切熟肉、粳米饭、李子等”。唐代昝殷所著的《食医心鉴》，列有15类药膳方，其中载药粥57方，丰富了药粥疗法。

宋辽金元时期，饮食治病防病已很普遍，宋代官修的大型医药全书《太平圣惠方》计100卷，其中有2卷设有食疗，记载了28种疾病的食物治法，书中介绍了不少药粥，如水肿病人吃黑鱼粥或黑豆粥，咳嗽病人吃杏仁粥等。宋代另一部大型综合性医书《圣济总录》，全书共200卷，其中食治门3卷载有285个药食方。金代医家张子和的《儒门事亲》记有生动的食物取效医案，他对饮食禁忌有独到认识，专门列举了“当禁不禁”、“不当忌而忌”的病例。宋·陈直的《养老奉亲书》，元·邹铉续增补成《寿亲养老新书》，是老年卫生保健专著，书中除提倡精神修养和身体锻炼外，也重视饮食调治，认为“若有疾患，且先食医之法，审其疾状，以食疗之，食疗未愈，然后命药，贵不伤其脏腑也”。元朝太医忽思慧用汉文“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必用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编写了《饮膳正要》。书中有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饮酒避忌、服药食忌、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等专门章节，共载药膳菜肴94种，是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

明清时期，食疗内容更为丰富，明代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笺》是一部养生学专著，记载了各种食物的制作方法，汤类有32种，粥类有38种。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载了众多药膳，仅治病充饥的药粥就有42种，药酒多达75种，并将大量食物列入该书。此外，还有朱的《救荒本草》、鲍山的《野菜博录》、卢和的《食物本草》、宁原的《食鉴本草》、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费伯雄的《费氏食养三种》、尤乘的《食治秘方》、朱本中的《饮食需知》、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章穆的《饮食辨录》、穆世锡的《食物辑要》等，都各具特色。

近代，杨志文编著的《食物疗病月刊》，大力提倡我国传统药膳。叶橘泉先生编著的《食物中药与便方》，收载食物中药183种，便方901条。项平主编的《中医食疗方全录》收载了中医食疗方7449首，每方均详载其方源、组成配料、加工制作方法、服用方法、功用及主治等内容，为整理发掘祖国医药学，为中医食疗方剂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资料。许多科研、医疗、制药、饮食部门继承传统中医食疗，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开发研制出许多食疗产品，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欢迎。